沙市中学报（99-3）
发表: 2011-05-10 11:49:37 浏览: 7033 次
孟子的狂者精神
余绍基
2010年第3、4期《读书》杂志上连载刘梦溪先生大作《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读后颇受教益。文中遍举历代有狂放之名者，诸如东方朔、阮籍、嵇康、李白、苏轼等等，唯不及狂者之鼻祖孟子，殊为费解。不知是否以为狂名有渎乎亚圣。
自古及今解孟子，有言仁政者，有言民本者，有言浩然之气者，有言大丈夫精神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梁任公独树一帜，言“学孟子之学，从狂狷入焉可耳”（梁启超《读<孟子>记（修养论之部）》），颇能抓住要害，一语中的。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孟子释“狂”之义云：“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尽心下》）何谓“嘐嘐”，赵岐注云“志大言大者也”。然而志大言大何以高唱“古之人古之人”？梁任公解道：“必狂然后能向上进取也，古之人古之人也，皆所以向上也。”（同前）盖儒家往往崇古，孟子言必称尧舜，故而古之人乃其道德理想之最高标准，高唱古之人乃奋发向上、锐意进取之也。而李贽对“狂”之诠释最为有趣：“又观古之狂者，孟氏以为是其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为志大故动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与言或不相掩。如此，则狂者当无比数于天下矣，有何足贵而故思念之甚乎？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焚书》卷二，中华书局版《焚书•续焚书》，75页》）此言于“古之人”之说虽与任公相龃龉，然皆以志大言大者为狂，观点契合。更有甚者，钱穆以为狂狷即是“中行”，即是圣人，并非退而求其次。他在《论语新解》中引孟子对“中道”的解读（“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后，发挥道：“孟子所谓中道，即中行。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后人舍狂狷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又按：伊尹圣之任，狂者也。伯夷圣之清，狷者也。狂狷皆为圣人。”（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版）由此可见，以狂狷解亚圣孟子之学，无损其圣人的光辉，故而拙文专述孟子的狂者精神，以为刘梦溪先生大作拾遗。
孟子是一个志大言大之人。其所处之时代，七雄并列，“攻伐为贤”，暴政横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权谋取士，异端并起。孟子以天下为己任，以救正时乱，解生民于倒悬，弘扬孔子儒家之道为职志，对当时的霸道暴政、社会乱象进行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企盼建立一个“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民养生丧死而无憾” （《孟子•梁惠王上》）的王道乐土。这就是他要以身殉之的“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孟子•尽心上》）为了道，既然连生死都可以不顾，还畏惧千难万险、敌手如林乎？“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公孙丑上》）正义在手，无私无畏，一往无前。于是，胸怀大志者遂口出大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自诩为七百多年来之名世者，平治天下之第一人，并世无两，非狂而何？孟子又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他认为自己就是世间独一无二之先觉者，他要让世人醒悟，拯救众生，“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志大言大，可谓登峰造极矣！
面对“民之憔悴于虐政”，“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孟子•梁惠王下》）的残酷现实，孟子认为只有仁政才能把人民从困苦危急中解救出来：“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启发统治者发“恻隐之心”“保民而王”，并保证如此则“无敌于天下”，且“天下可运于掌”。可是，统治者往往“顾左右而言他”，支吾其词，不愿施行仁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孟子•梁惠王下》）纵然“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君主仍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不稍宽贷。孟子只有破口大骂其禽兽不如：“此率兽而食人也！” （《孟子•梁惠王上》）
由孟子观之，君主之如此恶行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自己主观放纵所造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见孟子“四端”说），为确保君主能够不丧失生而具有之善性，孟子建议大臣通过各种途径来正君心：“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只有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才能安定，仁政才可望施行。大臣的义务就是“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大臣“责难于君”、“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主的“恭敬”。对于无道的昏君和暴君怎么办？孟子在民贵君轻的价值判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易位说和革命说。他认为“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而“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即是说，臣民不但可以背弃君主，而且还有权废置君主。孟子的放胆之言于作威作福、专横残暴之君，无异于当头棒喝。由于暴戾恣睢的统治者大多冥顽不灵，请求其发善心让利于民无异于与虎谋皮，孟子遂对之极为鄙视：“说大人，则邈之，勿视其巍巍然。” （《孟子•尽心下》）“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孟子一介布衣，竟认为国君连与他作朋友的资格都没有，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遑论其他。此岂非狂之至也？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臣须视君如父，愚忠愚孝，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然孟子乃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气势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矛头直指君主。由是观之，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君臣伦理的理论，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果君使臣不以礼，臣应该怎么办，孔子没有说。而孟子却明确地提出了当君主不以礼使臣时，对臣子妄加杀戮和迫害时，臣可以视君如寇雠。寇雠者，不共戴天之死敌也，诛之可也，伐之可也，逐之可也，无所不用其极皆可也。如此一来，作威作福的君主威风岂不是扫地以尽，生杀予夺之大权岂不是全操诸臣民之手？如在孔子看来，这岂不是犯上作乱、无父无君、“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了吗？更有甚者，孟子对荒淫无道之暴君如桀纣之流根本取消了他们君主的名号，直接加诸独夫民贼之恶谥。例如，当齐宣王咨询汤伐桀、武王伐纣这样的“臣弑其君”的行为，是否正确时，孟子毫不隐晦地直言相告：“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此即是说，有道可以伐无道，新圣王可以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正义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君臣之义。 这就在实质上肯定了臣民可以诛杀无道之君，是典型的儒家“革命论”，亦是孟子狂者精神之特质。孟子之狂言，与孔子之君臣父子之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甚至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背弃了孔子的儒家政治思想。
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君权日益膨胀的时代，孟子的这种狂者之言，不仅难能可贵，而且震古烁今，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的某些敢于抗衡暴君独夫的诤臣志士有相当大的影响。“孟子之政治思想遂成为针对虐政之永久抗议。……故就其影响论，孟子之儒，不仅有异于荀，亦抑颇殊于孔。盖孟子取人民之观点以言政，孔荀则倾向于君主之观点也。”（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此言确系的评。因之，孟子这种狂者精神是有一定民主意义的。因之，《孟子》一书作为儒家经典并非象牙塔里的高文典册，而是一部对专制制度大张挞伐、以身殉道、为万民请命的狂言之书。对孟子的狂者精神，专制暴君明太祖朱元璋最为敏感，亦最为反感，尝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雷霆大怒，至欲将孟子逐出孔子庙而后快。后来虽因刑部尚书钱唐上书力谏而作罢，但仍下令取缔《孟子》，另令大学士刘三吾等人修纂《孟子节文》，删去与民本、反专制有关的言论共计85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见《明史》卷139和全祖望《鲒埼亭集》）此例从反面证明了孟子反抗专制的狂者精神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
要之，孟子的狂者精神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如李贽、黄宗羲等），令专制暴君股栗，令反专制斗士神旺。宜乎李贽赞其“下视古人，高视一身”，非以古人自期者也（见前注）；宜乎梁任公颂之“狂者‘进取’，由狂入圣‘圣之任’。孟子最‘进取’者也，孟子最能任者也，故孟子亦狂者也。”（出处同前）走笔至此，脑际不由浮现李白的一首五言律诗《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愚以为，只须将颈联中的“醉月”改为“狂狷”，“迷花”改为“大刚”（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便成为一首绝妙之《亚圣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