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中学报（102-3）
发表: 2011-06-20 10:07:43 浏览: 6794 次
1.相生相克——读《随园诗话·风雅诗人何士閧》测五行 (黄春黎)
何士颙(音读yong阳平)曾感慨自己的人生：“身非无用贫偏暇，事到难图念转平”，意思是说原本是可能有所作为的人，就是因为贫困，终究无所成就，事情的确难以办成，这种愿望也就慢慢平淡下来，不再那么强烈了。
想想这个人曾经写过的“贫犹买笑为身累，老尚多情或寿征”中追求青楼买笑，却不顾身体收到伤害，明知年事已高，还自诩长寿之兆，不能不叫人觉得文人的多情也实在有其真挚、憨傻之态。如果他不是一个风雅诗人，人们又该怎样评价他呢?风流成疾的老不死?但他毕竟是一个风雅诗人。既是风雅诗人，必有风雅诗歌，诗歌之情，又来自何处呢?
这让我想到五行。据说在生辰八字中，能看到一个人的才能、机遇和劫难。生辰八字若是水多，其人必是聪颖多情，若深究原因，怕是水无定性，却极有灵性，人若如水，必定是聪颖了，然而，又因为既有灵性又无定性，自然会处处生情，是个多情的种子。水又生金，金又主思，金又克木，木又主才，木又胜土，土又胜水……如此这般，从何士颙的这两句诗可以推断，他该是个水多金中土中下木中下火少的风雅诗人，若能再加推算，其人的生辰八字也可逆推出来。其人命运大约是如下：
以胸藏文志，文才立身;一生既不贫贱也不富贵，但多有坎坷，壮志难酬;贵人有一二，却不在财道、仕途;风流多情，但大多不了了之，无能善终;不喜约束，爱好自由;喜风弄月，但无所天成。总的来看，命属中上。若此推测接近，何士颙的一生该是情多胜于诗才，一生坎坷不顺，或平淡寻常，可能还有转徙。身前所依托，身后之功名。寿约七十。
但何士颙在文史上无多记载。唯有一点，其人深受袁枚影响，亦主“性灵说”，是性灵派的佼佼者，诗才了了，曾留下几首诗歌，却并无诗集，诗中也多藏抑郁不得志之叹。这与袁枚所言“为付梓行世，板藏随园”，似有落差。然而，观其晚年诗歌两联，虽有阴差阳错，亦也推知其实必然，其声名不能远扬，其诗作不能久传，与五行火少相映证。
2.敬畏文字——读《随园诗话·切勿抄袭》有感
对抄袭之诟病，自古使然。这既是道德修养问题，也是文字生命的问题。
袁枚说，左思之所以能写出《三都赋》，一时洛阳纸贵，是因为有十年、五年的功夫。那时候，人们以《三都赋》为榜样，作为类书、志书来读，只是作为学习的对象，却不是用来抄袭。倘若在当今类书、字典都非常齐全的情况下，左思要写出一篇辞赋，恐怕也就一两天可以完成了。何况于这个网络极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呢?
当“学术打假”这个词语和接二连三的打假事件频频入耳，我也常想一个问题，如何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保持高度的自律，这需要比古代文人更为清洁的道德品质、更强大的抵御诱惑的心力才行，今人在信息的海洋里要做到学术的真诚，恐怕得有对名利更为淡泊的态度才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个读书人要做到学术的真诚，除了扎实勤苦的学习，更需要超然淡远的心灵。读书人在文字面前的虔诚应该是不介乎时代变迁的，也应该是不介乎物质文明的。
如果说文字也是有生命的，这种生命更像是超越了形态而存在的灵魂。我们可以把一个文字看成一个整体，也可以看成一个肢体，或者一个细胞，一种元素，但一旦文字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来以后，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它便有了独立的生命。在文学理论中，这样说，一旦文学作品完成了，它便离开了作者而独立存在了。可能，这有点像女人生孩子，孕育的过程是可以感知的，但不是自我所能完全决定的，孕育需要环境，也需要机遇;生产的过程也是可以感知的，但更是必须遵守规律的;诞生后的生命是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但更是独立存在的，一旦降临于世，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文字也一样，所以写作者生产文字，也需要有母亲对孩子的爱和期待，多想想，当它降临于世，它会遇到什么，它会夭折还是长寿，它是携带了病苦还是健健康康?
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只有埋头读书的份，所记录的这些，算不算得上酝酿呢?从此，我更当敬畏文字，莫要孟浪，莫要孟浪!
3.躁气相浊——读《随园诗话·门户之规》有感
文人相轻是没有国界的话题。像西方先颠覆再树帜的做法，在中国也是有的;像中国“存其是去其非”的看法，在西方也是有的。
《随园诗话·门户之规》中，对明朝的文学流派之间的这种争论、攻击、诋毁，是颇为不齿的。袁枚说“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这就是非常中肯的看法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对待事物的态度问题，也是正确认识自我和他人的问题，还是一个做人的道德问题。这个道德，在《论语》中就早已有了明确的诫示，智慧早已陈列，但人们在功利面前却总是很容易忘记。
功利之趋，在每个领域都是存在的，凡有汲汲之势，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浮乱之象。因此，在审辨每个时期的文学或哲学思想时，大可凭此准则揣度自我应有的立足角度。
我们接受西式的思考维度和理论结论已有百年，今天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领域里，都无所不在地渗透着这种影响。即使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也已经受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外语进入到中国领域里来，是一种进步，然而过度地支配又使本土的语言受到极大冲击，以西式的语法来结构中国古代汉语，并对现代汉语产生极强的支配力，本土语言逐渐缩减的弹性不能不让人担忧。这是否起于一种对自我无知而引起的盲目自卑呢?当西式的理念思维裹挟着这种情绪进入到本土人民的思维和情感中时，也就使之带有了一定的暴力性、强制性，同时，也掩埋下了一种被控制的种子和十分蹩脚的整体感受。不知这是否是今天我们无法对自己的文化有着由衷的自豪感、我们的创造激情被逐渐消磨的重要原因。
因为，当我们抱定了一个既定的结论，将其奉为圭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结论与自我之间的土壤差异，也很少去关注到这个结论亦有其产生的渊薮、发展流变的过程，甚至被批判、推翻的可能。我们是否还在被迫强行地信仰某个结论?
明朝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朝代，其经济发展的水平、科技发明的高度、哲学思想的角度、文学领域的广度、教育体制的局限等等，都与今天这个时期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明朝文学出现这种浮躁乱象，反映的是整个国家已经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生出了一股虚火。这个时期，工具理性迫使人性萌生的这股虚火，是其自身所不能疗救的。明代文学家和哲学家在为此做出诊断、医治的过程中，文学领域和哲学领域的深层交融现象是不能不引人注目的。在明代的散文、诗歌、小说等创作都反映了某种深层的哲学意识，而在哲学思考中，也十分紧密地渗透了人文关怀。这种人文情怀，不仅是哲学对生命的普世观照，也有浓重的诗情气息。在明代文学和哲学中，如果仔细地探究一下非常典型的两位大家及其作品思想——张岱这位散文家及其散文作品，以及王阳明这位哲学家和他的哲学思想，再结合一下今天这个工具理性特为尤甚的时代、世界，就不能不去质疑我们今天被广为抱定的“结论”性思想。王阳明讲心学，他首先也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出身儒家的文学家，是一个成长在科技文明空前繁荣的时代的哲学家，这就是凝就他身上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原因。对于心学，当世否定的论调已是由来已久，但认真想想，其产生的原因、时机，以及其内容在当时对工具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补治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是为治疗一股势必会日益强旺的虚火而应运而生的良药，也是对人文情怀的一种理性升华和对哲学思想更直接的勾勒、运用，这一剂良药具有其时代特征，也具有穿透时空的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对明代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了。但对明代哲学的研究和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还没有很多的涉猎，希望不远的将来能有更进一步的钻研。
4.象随韵动——读《随园诗话·重神轻格》有感
杨诚斋说：“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
许浑说：“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大约，一篇文章如何是好，当是行云流水而成，却不是做作雕琢之为。读者读文章亦当有一气呵成之感，而非停停顿顿磕磕绊绊。文章写成以后，应当是有其内在独一无二的机理和神韵的，而不得随由外人任加修改。
我们在教授作文和批阅作文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流弊?竭力地给学生限定格调，甚至是起承转合的套路，甚而每个环节的字数，甚而用多少个成语，写怎样的句子等等，批阅作文的过程中，则无限地任加修改。学生的作文出现那么严重的教条化、千篇一律化、没有情感、没有生活气息，甚至低龄化、荒唐化，我们首先应该反思这个源起，我们对学生写作的要求基本的出发原则就已经出现了故障，是以最低端的要求在批量生产，而忽视了对“风趣”的追寻。自然到了批阅作文的过程中，老师也常常感到万分痛苦，想要帮学生修改，也是没有限度的反客为主地要以教师自己的思维为主进入学生的作文之中。
这种弊病不仅是出现在语文作文教学中，就是现今学校的教育管理体制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人的管理，首先并没有尊重人的“灵性”、“风趣”，而是从条条框框貌似金科玉律的规则出发。这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热情、创造激情会在规则的消磨中锐减掉，这就使教育的目标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实现，也不可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实现。当下广见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是否南辕北辙，我们如何才能“溯洄从之”呢?
5.志随境生——读《随园诗话·文中寄志》有感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晋文公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光武帝落魄时以严尤看自己一眼为荣，韩蕲王以相面者料定自己要封王而为讽刺竟对其大打出手。
其中尤其典型的就是鄂西林相公的的变化：《辛丑元日》中他说，“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这分明是蹉跎时光、功业无成的感慨，充满了失望、沮丧甚至颓废、消极的沉沉暮气;等到《咏怀》，又说，“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估计是其人到了四十岁还没有什么大的飞跃，人生也不是那么得意，人到中年，诸事想要不惑，却欲罢不能，心中多少耿耿、黯然。后来，他又写下《登甲秀楼》：“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这就是说，敢问世间何时才能有济世救民的烈火?只见武侯祠被落日的余晖照得一片金黄。这句话，乍一看上去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天上一句地上一句的，其实呢是有潜台词的。这是张相公在以武侯诸葛亮自比。这个气度就看得出来了，好像一反先前的种种失意的色彩，虽然也含有深重的担忧，但这种忧虑已经超离了个人的理想问题了，他的志向已经开始变成天下人的幸福了。这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质变，换句话说，张相公到这个时候已经克服了在理想实现过程个人的羁绊，他已经成功地迈向了更高的境界，完成了修齐治平的初级阶段，承担起了更大的社会责任，因此，这句诗里反映出的人生经历和志向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突出而有所变化了。的确，张桐城从翰林做到首相，他的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志向意趣情致都是随着经历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这些变化并非是简单的诗情变化，它起于一个人的艰苦奋斗和执着不渝。这就是诗歌变化的魅力之根本，也是境界升华的动力源泉。
这样的故事，都说明四个问题：一，人的志向和成就是两件事情，有志向的人不一定能有预期的成就，有成就的人不一定自来就有志向;二，英雄是有一个成就的过程的，英雄的胸怀和志向更取决于经历和机遇，而非臆想或推测;三，人对未知的无知与对已知的回望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英雄的根本标准;四，论一个人是否为英雄，虽然言语有迹可循，但并不止于其言，而在其行。
6.大道无术——间读《列子》有感
《说符》中有一段文字讲“晋国苦盗”。讲到有个叫郄(音“戏”)雍的人善于识别盗贼，深得晋君信任。当郄雍被盗贼杀死后，晋君愁眉不展，问左右大臣，今后用什么方法捉拿盗贼?赵文子回答：“国君要想没有盗贼，没有比举贤任用更好的了。让他们对国君有明白的教导，对百姓的修为有改观，百姓都有了羞耻心，那么哪里还有什么盗贼了呢?”
列御寇的人生观，是建立在人类整体或具体的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爱护的思想之上的。今天，我们谈论中国人缺少普爱精神，这种普爱精神的缺失不是自古而来的，呼唤普爱精神的智者是从来就有的。
中国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在这段故事中也是有见证的。在诸子百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统治者的处事方式，常常会拘泥于“术”，而那些哲学家、思想家则会务本谈道，而大道却是不拘于术的，这就使得那些急功近利的统治者常常非常苦恼。谈道，好像是务虚，事实上，我们往往之所以“欲速不达”，不是因为方法、工具之“术”不够，而是因为最基本的理念、所追求的境界出了问题，失去了“大道”，却苦苦地钻营“小术”，岂非自寻烦恼?
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教学和管理中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求术之风当下正盛行着咧!求道之心反是茫然着咧!在观察他者成功的现象时，我们就像寓言中说的那样，——“我要的是葫芦”，可是葫芦长在哪里呀?我们还要看看，葫芦藤是长在哪里，又是怎么长起来的。
道家讲“大象无形”，讲“有无相生”，列子的这个故事是个小小的折射。应该说，道家的每一个看起来遥远的故事和摸不着头脑的虚言，其实正是大道之所在。真正讲求大道的哲学家，是不会拘泥于“术”的，也不会拘泥于“法”，因为，有了道，“术”和“法”都是可以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的。想想我们做的有些事情，是不是本末倒置又庸人自扰呢?